福建南平慘案 (無盡藏 著)

已經是凌晨時份，即使三月下旬福建南平多雲多雨現在也不太看得出，鄭民生回到三官堂小區的家中。那間大約540呎的兩房單位還住着母親和弟弟一家幾口，生活空間有些擠擁，因此兩個房間都是家人住，自己夏天睡走廊，冬天睡客廳，除非天氣太冷要鑽進房間暖烘的被窩與年邁母親同睡。幸好現在平均十多度微涼的天氣不用怕地板冰冷，或者居室悶熱，也不用擔心當刻大半夜要吵醒母親。距離清晨6點20分鄭民生再次出門還有六、七小時，這段時間他是徹夜無眠暗自忖思即將執行的計劃？抑或早就下定決心，索性倒頭大睡把握最後自由呼吸的時光？還是臨時起意決定行動？沒有人知道。正如沒有人料想到平常說話斯文、喜愛小孩，偏執寡言卻與人為善的普通人，在一個普通過的日子走到小學校門掏出20厘米長的匕首，抓住一個孩子往頸項用力一抹，鮮血開始噴湧而出，身旁的同學不知是驚駭過甚，還是年少無知，直直的站着一言不發。

對比孩子們日常等待校門打開的尖叫嬉鬧聲，做了廿年醫生的鄭民生精準地一刀捅入要害，孩子倒地的聲音明顯安靜得多。「匕首捅入孩子的胸腔後，多次攪動匕首柄」警方專案組成員後來透露有死者整個肺部被割開脫落，也有傷者的手肌腱幾乎完全切斷。彷彿《庖丁解牛》故事裡的宰牛廚師，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孩子們紛紛如土委地。鄭民生就像行為藝術家，把多年來外科專科的經驗融會貫通，俐落又冷酷的風格，技巧高超不禁使人想起曾受他治療照顧的前南平化纖廠職工們眾口一詞，稱讚他為「鄭一刀」。

「他們不讓我活，把我逼瘋了，我也不讓大家活。」

若非行凶時大叫大嚷，鄭民生也許就能達成殺死起碼三十個孩子的目標。當眾人開始反應過來之際，已經有十多人倒臥血泊之中。直到附近的學校老師、清潔工人及城管三人合力制服他，整個行凶過程只有短短55秒，已然有九個孩子死亡，四個重傷。案發短短一兩日，全國輿論沸騰，焦點都在凶手有多瘋狂可怕、學校保安有多差勁，加上受害者家屬的悲情故事，除了叫鄭民生快點去死，恐怕沒幾人會嘗試理解他這些殘虐行徑背後的種種鬱結。

集體的束縛

凡事都有第一次。如果將南平慘案發生的2010年視為中國無差別殺人系列事件的元年也不為過，這不是說此前沒有類似案件，而是它就像打開潘朵拉盒子的鎖匙，令中國大陸無差別殺人事件如河水決堤，至今案件之多，已經成為連英國BBC都專題報導的社會現象。從日本引入的「無差別殺人」概念在中國並無本質上的差異，然而因為黨國需要，大陸不論官方或民間，很快就將行凶者的動機「個人化」。鄭民生行凶後，傳媒對箇中的殘忍行為極盡渲染之能事，也給他貼上「冷酷無情」、「可恨之人」這類標籤。當然他的行為確實凶殘，殺害無辜稚子的犯行亦難以饒恕，但基於他過往經歷的諸多分析，卻總是集中在事業愛情兩失意，致令他「鑽牛角尖」而殺人的進路上。這些由同事、鄰居等片斷興許能夠拼湊出犯案前幾年鄭民生的心理變化，而斷定他失業失戀是導火線。但這足以令人舉刀殺人嗎？相信大家總會認識幾個遭遇失業或失戀的朋友，應該不會因此真的去殺人吧？如果把視野拉遠，鄭民生未必如大家想像那樣，是一個高分「毒男」腦補被害妄想小劇場的的故事。

在雙失中年的表癥下，一直為他套上束縛的真象是什麼？1968火紅年代出生，童年經歷毛主席萬歲的偶像崇拜。不知幸抑或不幸，父親老實人的性格令鄭民生沒有成為狂熱革命分子，卻也沒能在文革狂潮中加入批鬥而謀得一官半職，貧下工人的身份倒跟着一家八口走過十年動亂走到鄧小平改革開放，僅靠工廠工作的微薄薪金養大六個子女。八十年代末鄭民生二十歲全家仍要住五、六十年代興建在南平渡河邊的簡陋小窩棚裡。到1991年因為拆遷搬到現在三官堂小區的家，而鄭民生也在中專建陽衛校讀醫科，成績優異，校內老師給出「實踐能力強」的好評，畢業後理應分配到大醫院，成為受人尊敬的醫生，一家人亦能成功脫貧，過上更舒適的生活。

然而，在黨國意志高於一切的社會，個體要麼服膺國家的指令，要麼因反抗而被排斥廢棄。中國在五十年代初實行的「包分配」制度統一由國家決定中學、中專及大學畢業生的工作安排，表面讓國家確保人人有工做的美好願景在否定人盡其才的詭異邏輯下，慢慢變成依靠關係保送的黑箱作業，瞬間有種回到漢魏六朝「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復古光景。鄭民生1992年中專畢業，身為家中學歷最好的兒子，一心期待到人民院大展拳腳，但眼看身邊同學透過關係一個一個分配到不錯的單位，自己苦等無果，最後始終要靠親戚在南平化纖廠工作的關係來到這裡的職工醫院任職，好歹有個着落。

但因為化纖廠是國企，薪金按崗位分配，不論表現多好月薪就二百多元。同時間其他工廠工人表現良好的輕易拿到過千元工資，本來在家中是天之驕子的鄭民生從天堂直墜地獄，只能拮据度日的薪金反而令他陷入困境。醫院就算有免費宿舍也因為伙食費的負擔而寧願回家居住，從家中最聰明的人變為收入低得無法照顧自己，心裡的鬱悶與憤怒可想而知，更埋下了兄弟霓牆的伏線。南平慘案後鄰居李伯受訪憶述鄭民生「有些內向，不太愛跟人說話，可那時誰都看得出他不樂意去化纖廠……大人問及，鄭民生也只是說誰誰誰不如他，去了哪個醫院，誰誰誰不如他，又去了哪個醫院。」這篇報導接着說他這種與別人比較的心理二十年後演變成殺人重罪。不公平的體制不公義的社會鄭民生一介貧窮戶固然不會站出來抗爭，連向人抱怨自己沒有應得的對待都是個人的「比較心理」。這種在香港人眼中等如賄賂的事情，放在鄭民生身上居然當成是他的扭曲情感，企圖用習非成是的風氣合理化背後私相授受的貪念，不才是造就諸多扭曲心理的核心原因嗎？即使如此，鄭民生依舊敬業地為病人治療，外科專科在容易工傷的工廠註診固然吃香，更重要的是他醫術高明，不少前化纖廠員工盛讚工作熱情之餘，對病人絕不馬虎。「鄭一刀」這個如今看來格外諷刺的外號也就從那時開始流傳。用集體意志剝奪個體選擇的自由與尊嚴，當個體反撲，又倒過來為他扣上「瘋癲」的帽子，這或者是一種另類的大屠殺。

無論如何，生計尚且安頓，緊接的卻是一波又一波生活的挫折與失落。

廢棄物

但九十年代由所謂社會主義過渡到裙帶資本主義的時代，強調經濟進步的新秩序建構注定了高效的「揀選」與「淘汰」過程。踏入千禧年老舊的國企如骨牌般傾倒，數以百萬計的工人下崗，但同時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打開報紙一邊報導引進外資繁榮發展，另一邊卻是工廠倒閉整條村的村民無以維生。跟不上中國特式社會主義的火車頭，便將那些人遠遠拋在後面，畢竟他們再無利用價值，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型廢棄物。正如鄭民生工作的南平化纖廠，六十年代由上海遷來的大型國企，甫踏進2000年便停產，職工醫院也一同改制。他雖然能夠轉職到南平延平區衛生局轄下的馬站社區衛生院，工資也加到1200元，但被逼由外科改為全科，由一個醫術精湛的良醫變成只得拿着教科書現學現買，卻連感冒都治不好的「庸醫」。

見諸報端，與同事不和、院長鬧翻主要是轉到馬站社區衛生院工作之後。鄭民生孤僻寡言的性格本來已經不易與同事相處，「好像都是些小矛盾，他不太會處理人際關係」，往昔薪金再微薄起碼發揮所長，還受員工尊敬，後來轉換新崗位便屢屢出錯，自尊心遭到重挫，過往一絲不苟的工作出現裂痕。鄭民生愈發沉默，巨大的壓力令他偶爾失神，對別人的叫喊不理不睬。如此明顯的情緒崩潰警號，在前同事王先生眼中就是「一副我行我素的面癱臉」，自詡「喜歡交流、開朗樂觀」，但他「熱臉碰到鄭民生，就像貼到了屁股上」，所以就不喜歡鄭民生。明知對方專業上無可挑剔，便背地裡向同事講閒話。這種容不下異於自己性格的人若無其事地對記者訴說欺凌他人的說話，一句「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偏偏是很多事後訪問裡同樣隱約感受到的可畏人言。

而最明顯感受到衝突的，便是與南平化纖廠職工醫院前院長王德彤的爭執。在公開審判期間，鄭民生直指導火線之一，正是王德彤欺壓下屬，圖謀逼害。究竟在鄭民生眼中的逼害細節為何隨着執行死刑煙消雲散，只留下王德彤的說法：最初兩人的工作關係正常，直到一年單位職工籌資購買辦公場所，鄭民生起初沒有參加，後來卻又反悔，因為變相「他拿不到每個月的鋪面租金分紅，又怕沒有產權醫院將來不要他。」從這一年開始，鄭民生對自己產生敵意。2005年退下院長之位後，更不時叫他烏龜、王八，並做下流手勢，甚至當面說「你能當院長是因你老婆與衛生局領導有一腿。」但這種與前面幾位「證人」相比更為激烈狂燥的鄭民生，卻有着天淵之別，如果王德彤所言非虛，那其中導致這種轉變的主因是什麼？事實上我們已經無從得知。如果只是誇大其詞，又為何要撒謊？也許，一眾受訪者爭相數落這位前同事，多踹幾腳人格謀殺更可以撇清關係，避免中國特色「社會性謀殺」連坐法牽扯到自己。

作為個體，必須服從社會賦予個體需要完成的任務，這是社會為社會自身訂立的規訓。然而，現實中社會分配不公創造個體的異化，這種將自我剝離以適應社會的狀態又反過來加劇其中的不公義。鄭民生亦如是，他服從分配、服從權力、服從黨國安排，到頭來只因為性格不擅交際，不跟隨主流價值，就遭事排斥。因此而有疑心病，生怕別人背後害他，真的如警察所言「他的性格本身就是一個悲劇」嗎？當他忍無可忍，毅然離開，在辭職信上寫「我的人生得不到安寧，有人要害我」的時候，究竟是抱持着哪種心情。可是，即使他希望自己尋找出路時，或者早就失去服膺自我的意識，早就失去與他人共感溝通的能力。出走半年求職，由每次都到士多買一支自己喜歡的果粒橙，到呆坐店門口不發一言，街坊都明白努力全部石沉大海。他一步一步成為社會不再需要的廢棄物，無處容身，棲居陋所，家人投來的更是抱怨的目光，將他推往更深的黑暗之中。

愛之剝脫

曾幾何時，中國大陸連夫婦行房的體位都要規管，不革命不行。回到鄭民生出身的九十年代初，即使社會風氣丕變，國家放鬆箝制男女關係，混和着自由戀愛與媒妁之言的婚戀方式模塑了至今幾代人對「愛」的理解和想像。門當戶對的界限模糊了，但面對追求生活的安全感在過去赤貧年代早已刻骨銘心：愛、成家、繁衍和追逐小康就像瀨尿牛丸般「溝埋嚟做」，乍聽平常的人生道路放在極度功利、且集體仍強烈操控眾人生活的中國大陸，往往變成一種適者生存的叢林社會。為要成為安全感充裕的小康家庭，擇偶不能無錢無車無樓，「錢不是萬能，但無錢就萬萬不能」。如果不達標，就算你再主動也很難找到伴侶，變成所謂「剩男」「剩女」，也就是無法為國家未來挹注新勞動力的殘次品，更是社會決定將之淘汰的廢棄物。

鄭民生恰巧是樣版，在弱肉強食世界裡被邊緣化的典型廢棄物。性格安靜而專注工作，起初頗得醫院年輕護士的歡心，但一談到發展，大家都知道那麼少的薪水養活自己都難，還說長相廝守？鄭民生心知肚明，但渴望戀愛的他其實不是沒有嘗試過，自己不懂主動，便由同事介紹。第一次是位姓陳的女營業員，二十出頭的雙方都互有好感，鄭民生以為有機會就急不及待帶回家，可惜他不知道愛是有條件的。二百多元月薪，家住貧民區，供職沒有晉升前途的國企醫院，還不照照鏡子掂量自己多少斤兩？這位女孩轉頭就不交往了。

殘酷的現實在他身上重覆6、7次，就像西西弗斯，每日徒勞無功地把滾落山下的巨石推上山，曾經以為快到終點豈料都是上天的玩笑。而身邊家人同事三不五時催促他找個伴侶，除了每次用「快了，快了，馬上解決」敷衍了事，鄭民生逐漸放棄了，把愛情積放在心底。直到40歲那年，鄭民生終於迎來第一段正式的戀情，那位女士姓蘇，比他大4年，但對打得火熱的他們而言都不是問題。街坊不時見到鄭民生騎電單車載着蘇女士出去玩，甚至在男方外出公幹時她還帶了衣服和日用品同去陪伴。那時距離鄭民生在2009年6月離職剛好是一年前，不過快樂的時光總是特別短暫特別稀罕，女方的哥哥一直都不滿意他無錢又無樓，當鄭民生一年後辭職時，她哥哥亦狠心決定棒打鴛鴦。當慘案發生後，記者找到哥哥，得到的回應是「這個社會本來就很現實！我自認問心無愧。」沐浴愛河的鄭民生本來稍稍從周遭壓力得以喘息時，才發現他愛的資格被剝奪了，連愛都不能追求，還談什麼成家、繁衍、追逐小康？就算多聰明，達不到主流社會要求成家立室的標準，你就是失敗。

鄭民生如同工廠生產出來，卻過不了品質監控而遭淘汰扔進堆填區的垃圾，他審訊時說他恨後來再結識又被拋棄的另一位女朋友，姑勿論有人認為這是他幻想出來的關係，或者鄭民生恨的不是某個辜負他的人，而是整個社會以「標準」排斥異類的體制，包括他永遠無法達到的「標準之愛」。

從未結束

鄭民生由被捕、審訊到執行死刑只有短短一個月，快得不可思議，無論如何凶手死了，以牙還牙的正義似乎也伸張了，一切重回正軌。然而，除了找幾位犯罪專家說他「心理狀態具有極端性」，這種抽空脈絡的所謂分析迴避體制造成的裙帶關係、職場欺凌與階段歧視如何逼使鄭民生瘋狂斬殺自己最喜愛的孩子。個體作惡，社會從來毋須問責，得以逍遙法外，後續報導依然聚焦在心理輔導、賠償安排與學校保安，明明真正的問題近在咫尺，大家有意無意視而不見。

鄭民生行刑當日，又發生另一宗無差別殺人案，同樣的詰問，同樣的答非所問。不公義的體制無法從沒有共感的人們開始改變，畢竟沒有人想要承認自己有份製造這些反咬一口的人型廢棄物。

「我要走了，到很遠很遠的地方」鄭民生辭職後，希望行出自己的路時，說出同名挽詞的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