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馮建梅強制墮胎案(無盡藏 著)

楔子

1983、4年冬天來得很晚，農曆年過後北京才下第一場雪，天氣有點反常。但梁中堂無暇理會這有紀錄以來最遲降下的初雪，靜坐太原山西省委黨校辦公室案前撰寫一份有關計劃生育政策流弊及改革建議的報告，心裡盤算着中央怎樣才會收回成命，取消1979年起實行，幾年間已民怨四起的「一胎化」政策。他要小心翼翼。即使紅衛兵的時代已然告終，前一年「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風颳得大家神經再次繃緊起來，生怕文化大革命重臨，眾人還在揣摩着跟風，抑或噤聲。

他不禁想起幾年前自己孤單無援的身影。那是實施「一胎化」同年的12月，成都舉辦第二次全國人口科學討論會。梁中堂雖然是經濟學家，看似與專門探討人口的學術會議無關，但經過十年文革對社會科學的徹底破壞，那年月所謂中國人口學家連最基本的人口壽命表都不懂得繪製，畢竟他是對人口政策深感興趣，也多次公開發言的學者；畢竟同場還有火箭專家和系統工程學家，梁中堂看起來也不算突兀。

「你要記得，在當時那種環境下，人們都覺得自己要淹死在人海裏了。好像如果不減少人口的話，大家就會永遠貧窮下去。人太多。」梁中堂記得中共在全國宣傳計劃生育是以「人口戰爭」的高度來看待，與老百姓記憶中五十年代末大饑荒到文革後期經濟崩潰的巨大陰影完全重疊。當中共「正式把人口當作經濟、社會發展的障礙」至今，這種以國家存亡論述的恐懼操控手段從來不變。

會議雖說是探討人口政策，實際上只是一眾與會者爭相證成「一胎化」政策合理的拍手會，唯獨梁中堂力陳流弊，直指政策會令人口急速老化、性別失衡嚴重，甚至因核心家庭而導致贍養負擔大增。在長期由國家說了算的社會氛圍下，他對政策的批判引起大風波，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席李秀珍馬上反駁：「問題不可能有他說得那麼嚴重。」火箭專家宋健則從外國帶來人口預測的電腦模型，展示強制一胎的美好未來，最終結合數學程式的科學化觀點被中共相中。往後幾個月，主流媒體大肆宣傳強制一胎對國家百利無害，政策推行的力度愈來愈大，每個省、市、鎮、村的計生工作站排滿密密麻麻的指標，工作員為要達標，走進每家每戶強制墮胎強制絕育強制結紮。

梁中堂輸了，「以居高臨下的態度，用7億人民的生命來實驗他們不精確的計算。」生命的價值不及黨國機器千秋萬世來得重要。各地計生委手執「一胎化」的無上指令，大規模搜捕超生家庭，我們在新聞看到懷孕八、九個月的母親都抓去強制墮胎的駭人故事，早在八十年代已經不計其數。正如王男袱探討「一胎化」政策的紀錄片《獨生之國》訪問一位前計生工作員，經她手中強制墮胎引產的嬰孩不少仍然活着，卻只能弄死他，否則就會違反「一票否決」的超生指標，影響當地官員的仕途。

1984年農曆年前後梁中堂完成《把計劃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研究報告並上呈中央。他希望盡最後努力改變這種將黨國利益置放於生命倫理之上，引發無數悲劇的殘酷政策，換來胡耀邦「准奏」的御旨成功打開13個二胎試點。然而幾年後，在「一胎化」大旗下只剩山西翼城的試點予以保留，還定性國家機密，嚴禁外傳，梁中堂從此打入冷宮。

離開被人遺忘的「孤島」翼城。走入哪怕再小的村落，在路口都能看見紅漆書寫着「打下來！墮出來！流出來！就是不准生下來」、「一胎懷，二胎紮，三胎四胎殺殺殺！」、「寧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個」之類的口號，殷紅的油漆大字混和着無法存活的嬰孩的鮮血，映襯着中央電視台歡呼「一胎化」政策三十多年來成功少生四億人的「創舉」。

逃犯

馮建梅捂着肚子保護七個月大的胎兒從廚房旁的後門偷走，越過姑姑家對出的空地在馬路上截住一輛麵包車，衝向司機拋下一句：後面有人追！這個陌生人二話不說帶上馮建梅離開。她不知道這位司機是否值得信任，但轉眼被計生幹部發現的幾分鐘時間，已經沒有時間慢慢思考逃生計劃。車子駛了不久，馮建梅央求陌生司機讓她下車，她要躲進山裡向親友求援。能夠成功嗎？不知道，但哪怕只有一線生機都不能放過。

她哆嗦顫抖地躲在路邊的樹林，從廚房帶走的一小片麵包早就吃掉了。前一天這裡才下過雨，泥土很濕潤，因為逃跑，此前已經滑倒好幾次，也不敢走得太深入。畢竟在「高寒地區」巴山一帶，天氣變化很大，即便是六月，若然迷路懷胎七月的馮建梅知道必定葬身山林。而且她害怕計生幹部找到她，寧願一直躲在離馬路不遠的地方窺探動靜，靠茂密的叢林掩蓋她的身影。只要每次有汽車頭燈閃爍，心裡便緊張一回，如果是他們的車子停下追捕她該怎樣辦？連肚裡的孩子都彷彿感受到母親的恐懼，在肚子裡亂踹亂動。這時候馮建梅的衣衫早就濕透，鞋子裡也浸滿沿途草叢刷下來的水珠，但生存的本能使她決定無論如何都要繼續等待，等待那一瞬間逃生的機會。

那是2012年6月1日，距離梁中堂在翼城等13個城鎮開始二胎試點剛好27年，距離馮建梅因為懷上第二胎而成為逃犯只有不足1日。23歲的馮建梅從未想過自己會在一日之內成為國家的敵人，16歲嫁到陝西省鎮坪縣曾家鎮一條名叫漁坪村的小村落裡生下大女兒鄧欣雨，等到女兒五歲過了政策容許生第二胎的間隔，她才和丈夫謀劃第二個孩子的生活。在這個默默無聞的農村，超生本就平常得很，而先生第二胎再補辦准生證的家庭更戶戶有之，「只要交得起罰款，生多少都沒問題」幾乎是曾家鎮的寫照，一戶三、四個孩子是家常便飯。然而，活在國家政策的灰色日常，每個母胎待育的嬰孩都彷彿架在俄羅斯輪盤的左輪槍口上，隨時被那發子彈選上。天地不仁。馮建梅剛好迎上這口左輪，兩年前曾家鎮因為計劃生育工作出現下滑，被掛「黃牌」。後來鎮坪縣政府到曾家鎮開會，要求加強計劃生育工作，灰色政策忽爾變成死命令，計生官員既為仕途，亦懍於政治風向，遇到戶籍有問題的馮建梅，正如她丈夫鄧吉元所言：「(生二胎) 撞在槍口上」。

大清早在被軟禁的姑丈劉德雲家裡逃走到現在已經差不多14小時，夜色如墨，馮建梅一早就打過電話給住在山裡曹家灣的王家親戚求救，但擔心時間太早會被發現，索性繼續留在樹林，起碼一時半刻安全無虞。到了晚上9點多，驚魂未定的馮建梅在飢寒交迫之際，決定起行，匍匐在叢林往曹家灣方向進發。身為東北人的馮建梅很可能一生人都未曾在濕冷又荒寒的山林行走，整晚密林裡總傳來奇怪的窸窣聲，是鳥獸？是昆蟲？抑或前來追捕的計生幹部？她恐懼不已，只能依靠保護腹中塊肉的勇氣橫撐着。走了十幾分鐘，王家低矮的白色屋子終於出現在她的眼前。

此時王富平的媳婦見到一臉疲憊、滿身泥濘的她，大吃一驚，想不到計生幹部追得那麼緊。連忙叫馮建梅入屋休息，脫下那件混和泥塊與青草的銀白色運動外套，梳洗一番。馮建梅心想終於逃離魔掌，眼下心安，換好衣服便上床休息。希望丈夫能從內蒙趕回來，繳清罰款，補辦准生證，事情便圓滿解決。

可惜這場美夢只做了一小時，王富平家門突然砰砰作聲，所有人瞬間驚醒，也瞬間明白來者何人。馮建梅想不到計生幹部這麼快找到她的藏身處，匆匆側身躲進床下底，以免被人發現，也避免撞傷肚裡的孩子。可是未等王富平開門，電筒的光柱已不斷往屋內照射。「家裡有陌生人嗎？」「沒有」住在農村生活多年的王富平見到殺氣騰騰的地方官員，心裡不由得虛怯起來，沒幾句計生幹部便衝入屋四處搜索。其中一個幹部在馮建梅方才睡過的床邊停下，蹲下來，看見渾身顫抖滿臉驚惶的她，幹部突然笑起來，一把拉她出床底。

捉到逃犯了！

「算了，就這樣吧，愛怎樣就怎樣」馮建梅放棄了，逃亡整日繃緊的神經再也無法承受，心力交瘁的她決定不再思考往後要發生什麼事，只想倒頭大睡一覺。在這緊張又詭異的氣氛中，她居然有種輕鬆的感覺，結果一睡便睡到翌晨8點半。

2012年6月2日早上10點正，4名不知是誰的男人抓住馮建梅的雙臂、雙腿，再用黑色外套蒙頭，拖出屋子由2位醫生接送上車到鎮坪縣醫院。沿着曹家灣的山路駛走，路有點崎嶇，七個月的孩子很重，壓得馮建梅腰背疼痛不已，苦苦哀求之下才讓她用手撐起身體。然後昨天的不安與恐懼好像一下子湧回來，「我一直在喊」她邊撫摸着肚子，從前這個孩子都很安靜，兩夫妻擔心有什麼問題幾次到醫院反覆檢查，興許是明白無法降生人世的事實，此時便在母親肚裡作最後的掙扎。到了醫院馮建梅拼命想要逃走，但「一個女的扯住我頭髮，就把血抽了」，幾個人合力按住她，抓起她的手強行在終止妊娠的同意書上畫押簽字，醫護人員隨即準備墮胎手術的程序。

行刑的時辰到了。下午3點40分，那是馮建梅終生不忘的一刻，護士剛在她肚臍下幾吋位置消毒打了局部麻醉針，然後純熟地把引產針打進胎盤處。因為麻醉馮建梅沒有痛感，針扎的瞬間她想起山間常見的草蜱子咬進皮膚的時候，它不會殺死你，只抽走那麼一點點血，只抽走妳生命的一部份。身體感受不到痛楚內心卻無比煎熬難忍，而計生幹部全程捂着她的雙眼，黑漆漆的世界她只知道孩子即將離她而去。

肚裡的孩子劇烈翻滾，隨着麻醉藥力過去，馮建梅的身體終於也感受到那種撕心裂肺的痛。因為死嬰已有七個月大，不能以刮宮形式墮掉，強行引產令她有着比正常分娩強十倍的疼痛，痛得幾乎要昏倒。經過三十六小時的引產，馮建梅誕下重5斤8兩的死嬰，渾身紫青淤腫，細小身軀扭曲成一個大問號，為什麼要放棄我呢？「當時沒有一個親人我在身邊」她孤身一人面對冷酷無情的黨國齒輪，在她心裡剖開一道永遠淌血的傷痕，也從此不願再回到鎮坪縣。

望鄉

鄧吉元回想起那年在沈陽的網吧不懂切換輸入法，拜託鄰座女孩教他，他們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不覺春心萌動。最後他們交換了QQ號，見了幾次，知道這個16歲初中剛畢業的女孩叫作馮建梅。

就在妻子成為逃犯前一天的5月30日，鄧吉元出發到內蒙的礦場工作。因為兩人婚後向親友借八萬元蓋了一間小房子，加上大女兒欣雨及臨盤在即的小女兒的生活費用，鎮上水電站每月大約4000元的工資早就入不敷支。為要償清債務，鄧吉元訂立了一個兩年計劃，在礦場的工資應該足以令妻女過上更好的生活。開車不久遇上幾位計生幹部，答應到內蒙工作時順道替原戶籍在內蒙古的馮建梅辦轉戶手續，特別是由城市戶轉到農村戶，這才合規生二胎。他心想戶籍辦妥之時，小女兒大概已經出世，到時補交准生證和罰款就能解決事情。畢竟他父親那時候生他都是這種做法，以至村裡頭人人都如此做法，平常得很。

只是他不知道3小時後，十幾位計生幹部便到了妻子馮建梅暫住的出租屋要求解決超生與戶籍的問題，否則就要強制墮胎。鄧吉元的父親鄧孝剛正好在屋裡抱着5歲半大的欣雨，見到這種情形連忙招呼來客，希望好言相向換取通融的時間，可是幹部們沒理睬，反而馮建梅走到哪，他們就跟到哪。她愈發焦躁不安，便藉詞買菜帶着女兒外出。村民都知道這是什麼回事，一位阿姨裝着打招呼悄悄對她說：「去前頭姑姑家避一下」，那處也是她工作受聘為保育員的幼兒園，拐進門姑丈劉德雲迅速把門鎖上，馮建梅心想他們應該不敢私闖民宅吧。

想不到這十五、六人圍住幼兒園，大力拍門踢門，劉德雲怕得只好開門。幹部一進門就大喊：進來個人，要找那個人！甚至要脅劉德雲噤聲，否則他兒子的中學教席必定不保。馮建梅見狀，唯有乖乖留在屋裡，計生幹部便輪流說服她墮胎。不過，這只是「走過場」的程序，若然收到罰款便無事退朝，收不到就必然做墮胎手術，畢竟對他們而言，摘去計生工作「黃牌」及眾人的仕途比一個生命有價值得多。

籌謀一整夜，馮建梅將要逃亡之際。遠在內蒙的鄧吉元收到計生官員的電話，話筒另一邊傳來冷冷的幾句：「趕緊回來，要帶你老婆去引產」，甚至說6月是計劃生育活動月，曾家鎮連續兩年被掛上「黃牌」一定要爭取今年除牌。說白了就是壞了政績丟了面子，而你們剛好成為架在槍口上的出頭鳥。鄧吉元眼前只有兩個選擇，一則立即把馮建梅的戶口遷入村裡，一則馬上交出十萬元超生罰款。轉戶手續繁瑣，短短一兩日根本不可能完成；罰款反而有機會及時繳交，不過官員索價十萬，鄧氏夫妻共築愛巢都不過八萬花費，十萬如同天價，鄧吉元唯有與計生官員「磨爛蓆」。經過一番舌戰幾輪叫價，罰款降至三萬元，不過限期是6月1日中午12時。他左支右借，終於向礦場老闆及同鄉借到一萬八千元，雖然不足以付清，但死線逼近，他只好跳上車子全速奔馳歸家。

鄧吉元此際終於體會到三十年前他父親執意生他下來的心情，寧願傾家蕩產，也不能放棄親生骨肉。他知道他是第三胎，八十年代初「一胎化」政策執行得非常嚴格，但鄧孝剛生了兩個女兒之後喜獲麟兒，即使罰款等同一年收入，都不惜拼命湊齊款額。甚至後來再生孩子，已經付不起罰款，那麼就讓計生幹部到他家裡把值錢的東西都搬走。鄧吉元有六、七個兄弟姐妹，算算差不多要家徒四壁了。姑勿論父親不顧生計多生幾個是對是錯，但因為父親從不輕言離棄每一個孩子的言傳身教，鄧吉元也學懂珍視家人，也沒有重男輕女的守舊想法，不會因為妻子第二胎都是女兒而隨便叫她墮胎。

心急如焚的鄧吉元在路上沒多久就收到妻子電話，知道妻子想要逃走的想法，千叮萬囑要在安全的前提下逃跑，他們都判斷避走一段時間等風頭過了，孩子生下來誰也沒奈何。話雖如此，鄧吉元還是憂心不已，但眼見電話的訊號接收標示愈來愈弱，他知道將會有4個多小時的訊號真空期，只能祈求妻子安然避禍。鄧吉元猛踏油門，前所未有地渴望歸家，渴望見到無可取代的家人。

怒號

「晚了，針已經打了」電話裡傳出妻子馮建梅哭喊着聲音顫抖，鄧吉元見到電話顯示四十幾個未接來電， 心想「氣死了！」但也知道已經太遲，一切都無法挽回。墮胎兩日後的6月4日，鄧吉元終於到埗二話不說趕去醫院看望妻子，忍不住問「你怎麼沒經過我同意，自己就簽協議了？」馮建梅萬般委屈，淒酸地只說兩個字：「沒簽」。

鄧家的親屬陸續趕到醫院，大姐鄧吉梅偷拍了幾張死嬰與馮建梅的相片，幾日後鄧吉元拜託表弟阿三將事情經過及相片在微博發佈：「在5月30日，曾家鎮政府30餘人把嫂子（馮建梅）拘禁3天後，6月2日，一幫人用衣服蒙住孕婦的頭，強行帶到醫院強行讓孕婦簽字、按手印，甚至強制按壓其孕婦上手術台。官方說嫂子同意引產，完全扯蛋。是您您會嗎？要四萬保孩子，因為當時確實沒那麼多錢，哥哥趕到時，孩子已經注射毒針了！」帖文很簡單，甚至可以說是每日都會在中國發生的日常。重點是那幾張母女的合照，直接刺中老百姓幾十年來重覆經歷，卻被逼遺忘的集體創傷。

血淋淋的真像呈現眼前，在廣大網民到多位知名人士群起撻伐，高呼等同「殺人！」之際，中共刪除部分在他眼中過激的留言，但仍止不住排山倒海的輿論。市政府立即表示調查事件原委，還所有人公道。然而，除了鄧吉元到家十日後副市長等人來過醫院看望，根本無任何實質行動和解釋。

憤怒逐漸累積。

群情洶湧，曾家鎮便公開一份題為《曾家鎮依法終止一例政策外懷孕》的資料，其中如此寫道「6月2日，在其(馮建梅) 思想情緒穩定的情況下，鎮計生辦工作組陪護其來到縣醫院，經過各類常規例行檢查後，其(馮建梅) 自願接受了引產手術」。本來想要透過這份充滿偽證的文件證明政府沒有錯，暗示鄧家無理鬧大的說詞，反而更加激起眾人的怒火。政府眼見反而火上澆油，瞬間改口說待調查完成才知道孰對孰錯。

鄧吉元在幾乎無法抑止的悒憤中還是說：我相信組織。但一次又一次「討說法」得到的回應依舊是「一定會有個結果」，本來特意到醫院希望提供協助的律師都只得無奈離去。6月19日下午5點，當記者聯絡到鄧吉元時，他仍抱着猶如天真的希望：「政府那邊(晚) 六點下班，還有一個小時，他們(縣政府) 答應六點前給結果。」到了晚上10點，妹妹鄧吉彩氣憤不已，直斥縣政府謊言遍地，「把我嫂子(馮建梅) 都氣哭了，想請律師。都怪我哥，不讓律師介入、不讓媒體採訪，現在我哥也有點後悔了。」

憤怒終於在政府的沉默爆發。

鄧家決定公開政府一段又一段的謊話與恐嚇，在馮建梅被強制墮胎前不久，遠在南京照顧患癌母親的鄧艷忽然收到一條由號碼18992521###發來的短信：「4萬，一分不能少，我都給你爸說了，他說沒錢那還能怎樣，還是你們大意了沒當回事。」原來所謂三萬、四萬抑或十萬罰款根本是官員說了算，馮建梅逃走計生辦的人一氣之下就隨便可以加一萬，而這形同威脅的短訊反過來證明地方政府欺上暪下的齟齬手段，也證明「一胎化」政策指標至上的殘暴不仁。

而鄧吉元也在微博發文，表示已被「政府的緩兵之計徹底激怒，決定走法律程序。」準備上京找律師控告政府，然而縣政府早有對策，不斷派人監視他，結果與妻子一樣不得不逃亡。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甩開跟蹤，寄居朋友家中，繞過政府設下的關卡，經過五天的逃亡生涯，才在6月28日抵達北京找到律師正式簽訂委託。同時接受德國媒體採訪，訴說自家的悲痛經歷，這一場掀起國際齊聲譴責的訪問，令鄧吉元一同成為國家的敵人。

來自四方八面的壓力也蜂湧而至，村民左一句「鄧吉元已經不錯了，政府給賠了不少錢。比他家慘的也有，但政府也沒表示。」右一句「事情鬧這麼幹什麼，以前大月份被(強制) 引產的人不是很多嘛，哪有像你們這樣讓外國人看笑話的。」鄧家人無法理解為何一條生命的價值在國家政策與面子之下，竟如此遭到賤視？亦無法理解明明是政府違反政策指引強制大月份墮胎，為何彷彿變成自己的過錯？更無法接受同是女性，為何計生工作站的女工作員願意同流合污？或者正如鄧吉彩那永遠得不到答案的詰問：她們的身體是身體，我們這些農民的身體就不是身體嗎？

蹣跚

沒能活下來的小女兒不久就葬在鄧吉元老家後山處，只有一塊無字碑靜靜佇立着，鄧吉元除了某年清明去掃過墓，便未有再上山去看望。夫妻倆都不想再回憶那時候的經歷，所有人「從來都沒有從那個事情中走出來。」偶爾見到街上活蹦亂跳的孩童，不由想起如果當日她順利出生，那該幾歲了？馮建梅事發後，情緒一度崩潰，曾經拿着竹竿破壞醫院的設備，怒吼「我的孩子應該在產房出生的！」即使慢慢平伏，本來活潑溫柔的她已不復再，常常變得易怒，又會發呆忖思，不理睬他人。眼見愛人受盡痛苦折磨，他憤怒又自責，如果不是牽掛妻女安危，他甚至想過把所有傷害她們的人都殺死。

官司最後沒打成，鄧吉元背負的壓力令他不得不退卻。家人反覆遭到騷擾，妻子無法如願出院形同軟禁，而鄧吉元也持續被跟蹤，甚至有次外出之時被不明男子毆打。而他接受外國傳媒訪問更成為政府對他人格謀殺的借口，也組織了一群人行走到他家門高舉「賣國賊」旗幟，企圖用民族主義的遮羞布轉移眼線。連鄧吉元遠在南京治病的母親也力勸他放棄起訴，同時安康檢察院人員私下找馮建梅談話，反覆暗示兩夫妻最好還是接受政府的賠償，不要找外面的人去鬧，外面的人養不了他們。結果，鄧吉元不得已與地方政府達成和解協議，接受大約七萬二千元人民幣的賠償，同時承諾支付母親及馮建梅往後因而得病的醫療費用，換取永遠噤聲的代價。

鄧吉元及妹妹鄧吉彩即使對賠償並不太滿意，也只能幽幽地嘆息：「太累了。」正如他們的代表律師張凱所言：該方案並不足以彌補馮建梅及其家人在今後一生中所要承受的精神痛苦。在中國夢的主旋律下，像鄧吉元馮建梅這些破壞國家形象工程和團結追夢的「污點」，絕不見容於黨國之內。計劃生育政策由1979年確立至今，中共一直視為國家得以發展的基石，馮建梅一案在它眼中只一齣為了回應外國譴責的愚民鬧劇，數以億計強制墮胎案例無人聞問，纍纍屍骨早就成灰成泥，而活着的人就成為中共宣傳國家存亡的「人口戰爭」中的最大公因數。

鄧吉元如今在私人水電站做站長，生活勉強過得去。為了走出傷痛，兩夫妻希望再有一個孩子，但墮胎的後遺症一度令馮建梅不育，苦苦求醫，終於在2015年生下小女兒鄧思儀，用名字紀念尚未感知世界就已然逝去的她。

同一年年末，中共宣佈改革計劃生育政策，全國開放二孩生育，甚至要鼓勵老百姓生養第二胎。梁中堂三十年前的「預言」一一兌現，政策導致的男女失衡及人口老化終於成為中共眼中的問題，只是他想不到當年那份研究報告的建議竟遲了幾十年才後知後覺地作出補救。仍然在曾家鎮附近工作的鄧吉元也看到這則新聞，他在微博轉發這條新聞的帖文，只留下兩個字：

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