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小燈泡」事件（無盡藏 著）

你可曾嘗過失去摯愛的感受嗎？每日每夜的相依相伴剎那間消失，渴求着那人歸來之日，不過是可望不可即的天人永訣。十七年前韓國大邱地下鐵縱火案，火勢由一列列車蔓延至整個月台其他列車，接近二百人慘死，在舉國陷於對縱火狂徒的怨恨、對車長塞責的憤怒之際，離世乘客一段段留給摯愛的短訊卻是溫柔的叮嚀不忍的道別：「不要等我」，因為已是永遠不能遵守的約定。但有一位女孩無法道別，也無法得到他人的道別，就在平常得出奇的日子邃然離去。

2016年3月28日，台北內湖區的天氣名副其實惠風和暢，十來度的氣溫最好外出走走舒展身心，大清早「小燈泡」起床媽媽王婉諭邊打點行裝準備到捷運站接外祖父，另一邊和「小燈泡」談起一個月後4歲生日要什麼蛋糕。孩子叫嚷着要有青蛙在荷葉上的蛋糕。

「小燈泡」穿上早幾日才買的新鞋，母女11點多出了門口騎腳踏車走沒多久，過道旁一位頭髮有點土氣的男人趨前走近「小燈泡」，二話不說，舉刀狂砍她的頸項，血濺遍地。生日蛋糕可以比較簡單只有青蛙嗎？媽媽拚死想要拉開那男人，卻來不及救走愛女，「小燈泡」當下身首異處，幾位聽到求救聲的途人合力制服行凶男人，浸染鮮血的刀掉在地上，現場只剩媽媽抱着女兒悲慟不止的哭喊，妳不是說蛋糕上只要荷葉就好？

爸爸劉大經接到電話拋下一切飛奔回家，見到「小燈泡」細小的身驅蓋上白布，瞬間陷入至悲亟痛的漩渦，趴在地上隔著白布感受她身體最後的餘溫。明明妳今天仍如常對出門上班的爸爸說「再見」，明明掀起白布妳的眼睛半闔着將醒未醒，為什麼連道別的機會都沒有？驟然失去了「小燈泡」，再沒有下班回家時跑來迎接的笑靨，也沒有每次捉迷藏躲在床下被爸爸找到不認帳要求重來的調皮。柏油路上暗紅的血跡深沉得像詩人北島：你沒有如期歸來，而這正是離別的意義。劉大經滿腔悽愴滿腔怨憤，殺女之仇在滋長，把他拖進血債血償的無底螺旋之中，只想拾起腳邊兇刀手刃仇人。

渴求「被愛」的獎勵殺人犯

王景玉行凶後即場被途人制服，由中午被拘押在台北士林地方檢察署一言不發，剛剛砍殺「小燈泡」在他眼裡是幼小生命的逝去，抑或只是幻象？不，既然台灣是美國的領土、也沒有中華民國存在、別玩「地下黨」花招，而且我是上古「堯帝」，何罪之有？直到傍晚6點左右便開口說「我要找四川的小女孩傳宗接代」，自白那天一早醒來，突然想要傳宗接代，而方法就是要殺一個四川小女孩。面對警員質問，他顯得不耐煩，「見到朕還不跪下！」在後來的法庭判決書中，幾位為王景玉鑑定精神狀態的專家，由邏輯奇異和脫離現實的筆記，到訪談環節反覆出現諸如「請英國伊莉莎白女王來審我」、「我又沒有共犯，幹嘛羈押我？」等各式各樣的妄想，都一致認為他罹患思覺失調及因此引起智力發展障礙。

然而，無人生來就是瘋言瘋語的怪人，王景玉似乎有過他想要追逐的夢想，也曾努力尋找過生活的憑藉。

他小時候的相片在網絡流傳，短頭髮大耳朵配上一臉澀爽的笑容，總是期待未來天高海闊的可能。小學五、六年級一篇文章「給警察的一封信」， 寫警察奮力對抗搶匪，子彈橫飛沒有退縮，被搶匪拿槍指著頭始終戰勝惡人，描寫的情節銳利又細緻，臨場感非常強，老師還收錄為「好文章」。那年月王景玉滿是疾惡如仇的正義感，甚或腦海裡也浮現過長大後成為警察的夢想。

只是路太崎嶇。從小就讀住家治磐新村附近的北市西湖國小、西湖國中，沒有花團錦簇的校園生活，小學時已經和班上同學結伴鬧事，講話經常惹怒同學。到了國中卻又因身材矮小，加上滿臉青春痘和雀斑被班上同學取了「麻鴨」的綽號，不時遭言語和肢體欺凌，每天同學用拳頭打4、5下，王景玉像「移送地檢署般向同學求饒」，然後躲起來哭泣不敢反抗；為了保護自己，他只得模仿他最恨的人，反過來欺負體型比他更弱小的同學，甚至強加勒索。暴力在王景玉的成長中循環滋長，自己飽受欺凌，也不斷欺凌別人，師長在這個孩子身陷痛苦與排斥之際，可曾疏導他的需要，指正道路嗎？王景玉在校園深刻學習到他人的冷漠，既然大家對我只有嘲弄與暴力，那我為何也要對人抱同理心？台灣官方的反欺凌機制再完善，也補不回師友無感的破洞，這份冷漠種下的根隨著他國中畢業，一直在成長，根種得更深。

高中仍然常常與同儕到處打架及逃學，兩度被踢出校，但也許已是王景玉人生最快樂、最無拘束地活着的時光。然而，也是沉淪的開始。那年18歲，是快要畢業的弱冠之年，對前路茫茫無知，不安的陰影愈發巨大，也初嚐毒品的禁果。但因為沒有專業技能與亮麗學歷，高中畢業後入伍服役，擔任戰車駕駛兵。去不到夜店，碰不到毒品，王景玉的生活重回短暫的規律。但退役後在大潤發購物中心工作不久再受朋友邀請到夜店，安非他命、搖頭丸和K仔彷彿每日的「常餐」，即使因吸毒被捕，即使出走大陸工作，王景玉依然渴求毒品虛幻的慰藉。

掉進「否定」的親緣

此時王景玉身陷泥淖，進退維谷，難道身為獨子，他的父母毫不理睬嗎？

爸爸是退役空軍，後來在航空公司擔任地勤退休，退休後領着軍人退休金，與媽媽擔任清潔工的薪水度日。但正如鄰居所言，爸爸極少出門，媽媽早出晚歸，家人之間情感表達相當淡漠，更遑論什麼人際互動。在這個生活封閉的家裡成長，王景玉稚齡懂事之後，耳聞目睹都是無日無之的家暴，父子關係疏離卻又尊敬着爸爸，而媽媽管教方式異常嚴厲，更曾用力把他摔倒床上。言教身教無一不在提醒他：所謂家庭溫暖都是絕對順從的交換條件，彷彿暴力才能解決問題。在長年家暴洗禮下，加之爸爸有囤積物品的癖好，家中髒亂，時常與家人衝突，便自小已不會帶同學到家裡玩耍，使王景玉感覺自卑，漸漸連結交異性朋友都不敢，內心更形孤寂。

但王景玉父母不單未有作為家人支持他，嘗試聆聽他的需要，反而持續禁止兒子與友人交往。即便從大陸工作返台，在26歲就讀夜校獲得高中畢業的文憑後，一位同學重遇王景玉時邀請他到自己店內做事，竟因為爸爸不准許去那裡工作而告吹。這位同學甚至在嘗試主動聯絡、關心他時，被王景玉爸爸很兇地表示兒子不在，完全不讓他們有對話的機會。此後工作不定，曾在大賣場、連鎖餐廳、水族店工作過，但最長的工作只待不到2年，又屢與上司、同事衝突，而爸爸絕對的管束帶來更大傷害，王景玉慢慢放棄結交朋友，困鎖於自身的幻想世界之中，蝸居家中的情況愈見嚴重。

在家庭教養失敗，上學備受欺凌的惡性循環下，一家人固然陷入自我虐待的窠臼，王景玉不斷遭否定的人生，街坊街里又何嘗伸手扶助？在「小燈泡」冤死之後，鄰居紛紛跳出來指控「他無業，平常都靠爸媽養、腦袋還有點『趴帶趴帶』的」，但經常見到王景玉在公園燒筆記和紙符，有誰過去關心他？在他因為吸毒及家庭關係造成性情暴燥，而在家中大吼大叫、甚至跑到鄰居家狂敲鐵門之際，有誰嘗試理解他當下的情緒？在他拿着開山刀到社區警衛亭找管理員，吆喝「拿點錢來花花」時，除了高呼「完全就是危險份子！」，有誰協助他重投社會自食其力？在很多人眼中，王景玉就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壞人，但造就這個壞人背後一個又一個諸如「啃老族」、「問題人物」、「危險份子」的標籤，難道全是他自己從小立志要殺人嗎？

當台灣家暴防治規劃失效、精神病患支援不足、校園反欺凌機制缺陷等社會保障網形同虛設的危機下，人們總是選擇看似最容易解決的方案：將本應屬於社會共業的問題個人化，好撇清自身的冷漠，也迴避社會深層的歧視和污名化，無視政府需要為此變革，更方便傳媒把種種刻板印象嫁接到凶手身上，結果王景玉犯罪時沒有吸毒，卻說成因他自甘墮落吸毒犯罪；爸爸拒絕兒子與朋友交往工作，卻說成每日向父母要二百元的「啃老族」。若說有太多證據「證明」王景玉是壞人，那麼提出種種證據指證他是壞人而套上重重污名，卻未曾伸出援手的鄰居也是共犯。

2010、14年，王景玉兩度因為急性精神病發懷疑自己不是父母親生，甚至對父母、街坊及管理員暴力相向，被強制送院治療。詭異的是，經精神科醫生評估後，王景玉出現暴力行動仍不納入嚴重病人的定義而未強制住院施以適當治療。而他父母則完全缺乏病識感，見到他一日狂抹門把十幾次，經常在房內自言自語、吼叫，且帶著書寫好的文件外出，或在外將之燒毀和膜拜，明顯在當時已有相當程度的偏執與被害妄想症狀，仍因為不想背上精神病患的標籤，有意無意忽略掉求助的需要，最終失去及早就醫的時機而鑄成大錯。「小燈泡」一事後仍拒絕承認兒子罹患思覺失調，面對傳媒追問，也只能說出「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唉」這種茫然失措的回應。

王景玉沒有朋友關顧，官方礙於陳規束手無策，「家」無法成為避風港，更時常否定他所做的事，無處安放的交友及性需要都是爸爸給錢買春來填塞，最終唯有用自己的方法建立自我。如同模仿欺凌他的同學，他模仿在家裡有絕對權力的爸爸，或許亦因此膨脹成皇帝的角色，出現傳媒反覆報導的幻想自白：「我是堯、我是皇帝，堯是四川人，故我是四川人；皇帝通常會砍庶民的頭，因此我要砍庶民的頭；當殺人後就會有四川嬪妃來找我，完成傳宗接代之事；這樣我就可以有伴，可以滿足我的性需要，所以我必須要殺人」。

2016年3月28日，王景玉駕駛電單車到了大潤發購物中心買了一把28厘米長的菜刀，再到母校西湖國小尋找該殺的「四川小女孩」。但他攀爬圍牆蹲在柱子上向校園內觀望的怪異行徑被人發現，便逃跑到附近社區，將菜刀藏在路旁盆栽處，伺機而動。驀地見到一位騎着單車的女孩「小燈泡」在街巷轉進騎樓底，忽爾認定她就是四川女孩，便執起刀靠近她，向後頸劈去。登時鮮血從動靜脈血管湧出，「小燈泡」媽媽驚慌地想要拯救愛女，可是王景玉執意借殺人傳宗接代，猛力狂砍共23刀，女孩魂斷血刃。王景玉任務的第一步完成了，只是他不知道嬪妃永遠不會來找他。

抵抗「對立」的偏見受害者

「王景玉說殺一個四川小孩就會有四川女孩找他傳宗接代，有沒有可能因為他對於『傳宗接代』的疑問，在家裡沒有機會得到回答，最終自己想出解決方法？」

案發四個月後，除了錐心之痛，「小燈泡」媽媽王婉諭一反絕大部份受害者家屬的印象，從更深層的家庭教養角度問出這道問題。正如她的代表律師陳孟秀所言，「小燈泡」一案如此引人注目，是王婉諭提着傷痛，衝破殺人填命的價值觀，跳出死刑／廢死二元對立的桎梏，奮力詰難為什麼！為什麼直到「小燈泡」受害，已經是5年內第四宗無差別殺人案，而政府彷彿毫無以實質行動長遠解決這個問題的意識？為什麼台灣社會仍欠缺從家庭、教育、社福、醫療等視野來承托更多這些潛在加害或被害且備感無助的邊緣人？即使三年後她投身政界站立講臺，依然高呼「隨著時間，這類的事情也可能漸漸從人們的記憶中抹去，但這不意味著問題就此解決。難道要直到出現了下一個受害者，才又再喚起社會的檢討聲嗎？如何讓我們的環境不再出現所謂的『高危險群』？我想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王婉諭這份堅韌的包容來自家庭，兒時不會受到身為教師的媽媽像傳統華人家庭般打罵，反而在她面對差異和提出疑問時以溝通舒解內心的不安。王婉諭記得在小學上數學課時，以2乘3的算式計出答案，卻因為教學進度未開始教授乘法，被老師強迫要以加法計算而感到十分氣憤。回到家裡，媽媽並非簡單要女兒聽老師的話就好，而是花時間慢慢解釋事情並無所謂孰對孰錯，只因立場各異而已。孜孜不息的身教，深深影響王婉諭現在身為人母，如何以同理心出發，看待幾位孩子的家庭教育，在判斷他人之前，先要理解差異和侷限。

別於常人的成長歷程，不啻顯示與王景玉父母自困於傳統枷鎖的強烈對比，王婉諭不禁覺得「（王景玉）爸爸沒有好好對待這個孩子……他的朋友曾經要去家裡關心或是打電話，他父親都會斷然拒絕、掛電話，覺得你不需要朋友，所以他跟任何人沒有情感連結」。哪怕經歷了如此悲痛的事，王婉諭變得害怕其餘三個孩子離開視線，她也說服自己必須放開，「不安全感是一直存在的，但我又會擔心太限制孩子」，唯有直面這個世界，才可以好好讓自己振作，好好抒發感受，而不窒礙孩子成長。「小燈泡」去世後帶幾個兄弟姐妹去看遺體，認真傾談死亡及它的意義，即便年紀最小的雙胞胎不太明白死亡為何物，但恰如王婉諭在《報導者》接受訪問時說：「（雙胞胎）看見躺在棺木裡的姐姐，彷彿永遠的睡著，他們的解讀是，『小燈泡去當天使了，她在星星上睡覺』。」

一直用行動說明家庭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性，大女兒「小蝌蚪」在小學的生活讓她驚覺從小時候的王景玉到今日，台灣教育仍然用種種標籤框限孩子的成長。 「孝親代表」與「模範生」的頭銜只會在幼小的心靈裡種下誰好誰壞的階級觀念，因此小三結業後決定暫時休學，嘗試走入自學團體與抱持共同理念的家庭一起前進。就像王婉諭在事發當日到學校接回「小蝌蚪」對她說「小燈泡」被人殺死之際，不去講凶手是殺妹仇人抑或殺人償命的說話，而是承認不知道為什麼，然後在疑惑、悲傷和孤單中尋找修復內心的燈光。

但社會要跳出警察對抗搶匪那種大銀幕中好人／壞人的角色扮演談何容易，即使親密如丈夫，也曾不解太太的想法，尤其身受切膚之痛。但案件僅是凶手人生的一個片斷，過去究竟發生什麼事情導致在特定的時刻發生這樣的事？劉大經也花費很長時間來回叩問，由最初認定2014年台北捷運襲擊事件凶手鄭捷窮凶極惡，到「小燈泡」案首次上庭聲明嘗言「司法在消除兇手之前，應該先問為什麼整個社會在他墜落殺人之前沒有接住他？」，沒有從根本著手，避免未來更多家庭掉進痛苦的黑洞，或者所謂死刑／廢死的討論都是偽議題。

2020年4月15日，台灣最高法院對王景玉以無期徒刑定讞。同日，台北地方檢察署起訴同年3月13日在新北市新店街頭舉刀無差別殺人的嫌犯王秉華。王婉諭和劉大經共同聲明對判決表示的遺憾或許不是王景玉免於一死，而是他們努力經年，卻未能補回社會缺漏不止的破網，大眾不經意創造出更多受害者與加害者，而渴求幫助的邊緣人仍然瑟縮一角，不被看見......